“我们的自信”文化篇——中华之魂

内容摘要：　[34]资产阶级学者企图把宪法说成一种‘纯粹的、抽象的规范，把宪法说成为这样一种国家的法律，即在这种法律面前不仅人人平等，而且这种法律似乎是大家所创立的。

[34]资产阶级学者企图把宪法说成一种‘纯粹的、抽象的规范，把宪法说成为这样一种国家的法律，即在这种法律面前不仅人人平等，而且这种法律似乎是大家所创立的。

此种情况下，再由他去召开最高国务会议不仅勉为其难，也不合制度设计的初衷。事实上，美国宪法中在第二条第三款中也规定了总统应经常向国会有关国情的报告，并向国会提出他认为必要和适当的措施，供其考虑。

由于在中央人民政府（1949-1954）期间，实行的是所谓的议行合一的体制，因此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会议发挥着国家机构之间的议事协调作用。关于国家副主席的制度设计，毛泽东文稿中保存下来的16条关于宪法草案的批语[10]中有一条特别需要引起注意。[23] 参见《刘少奇建国以后文稿》（第六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125页。[7] 参见《人民民主国家宪法汇编》，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那么宪法草案初稿是如何确定35岁这个标准的呢？根据曾经参加制宪的董成美教授的回忆，大致的情况是这样的：关于国家主席需要多大年龄才能担任的问题，当时在北戴河田家英同志让我打电话请示毛主席，毛主席指示说，你们查一下资产阶级国家元首是多大年龄才能担任的。

5. 召开最高国务会议的权力 宪法草案初稿中规定了国家主席可以在必要的时候召集由副主席、总理和其他有关人员参加的最高国务会议。副主席受委托得代行主席部分职权，此点必须加入。可以说，八十年代以来中国发生的全部良性变化之根源，就是道统之自我构建，也即传统之复归。

私人日常语言，尤其是口语，旨在进行日常交流，因而具有通俗化的趋势，历代变化极大。完全可以说，中国宪制设计乃是人类有史以来最为复杂、繁难的政治事务。比如六法全书适当地运用了一些古典语言，如《中华民国宪法》序言： 中华民国国民大会受全体国民之付托，依据孙中山先生创立中华民国之遗教，为巩固国权，保障民权，奠定社会安宁，增进人民福利，制定本宪法，颁行全国，永矢咸遵。中国的宪法价值须具有中国性，也就必须抽象华夏-中国道统，而被国民所普遍信奉。

现实中，考试院和监察院也比较尴尬，司法院和最高法院似亦有叠床架屋之感。也因此，立法者不愿花费精力，对宪法之用词、语句和整体文本结构进行仔细推敲。

通过这样的古典语言元素，延续古典法律语言之基本特征：凝练，典雅，谨严。因此，优良的、不朽的中国宪法，必须充实其中国性。若夫大纲、人伦、道理、政治、教化、习俗、文义尽如故，亦何改哉?故王者有改制之名，无易道之实。学界普遍无视儒家理念和中国文明史上的治理实践。

而在这场立宪会议最后，皋陶以司法官身份诫命即将继嗣王位的禹：率作兴事，慎乃宪，钦哉!屡省乃成，钦哉!这清楚表达了君王必须服从法律之法治理念、宪政理念。它们确实总是有自己的历史，不过，它们也必须被不断地衍生，被阐释，并得到应用。公共性语言如此粗鄙，在中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此后历代皆行郡县制，构成一个坚实的传统，联邦制理念对现代中国根本就是多余的。

受过专门训练的人可理解之，接受过一定教育的人可大体理解，受教育程度较低者则可借助于专业人员理解之。从理论上说，战国本可以联邦方式重建天下之合，但由于种种机缘，秦以武力攻灭六国，而建立郡县制。

（原刊香港中文大学《二十一世纪》2012年6月号，此为作者赐稿） 进入 秋风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宪法 中国性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正是法律下的治理的含义所在。

从序言文本次序看，中共已将自己置于中国文明延续之框架内，意识形态反在其次，尽管从序言结构上看，两者分量不成比例。不管是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序言，还是1954年《宪法》序言，或1982年《宪法》序言，都通过意识形态论证统治权之正当性。当代大陆几乎所有人，从官员、学者到最普通民众之言谈、写作，都被经济决定论、历史进步论、虚无主义、反智主义、反精英主义等意识形态所控制。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师。至少自尧舜以降，中国的语言保持着高度的连续性，不过，私人日常语言、公共性语言、文学性语言之间，有十分鲜明的类型界分，连续性程度差异很大。其实，当今中国之政治哲学和宪法科学也享有一项巨大优势：本为同一文化共同体，却生活在四种宪制之下：大陆，台湾，香港，澳门各有其制度。

过去十年间，几乎所有思想流派都在回归儒家传统，即便其价值诉求和政治立场并不相同。语言贫乏的立法者只好借助毫无意义的重复营造庄重感，以罗嗦的表达弥补大众化语言表意能力之贫乏。

宪法之整体结构和语句结构也十分松懈。而众所周知的事实是，中共领袖毛泽东具有另建道统之雄心。

邦国运用其全部的智慧制定出优良、健全之宪法，并有效地实施，乃是其治理秩序趋于优良之关键。二、宪法语言之中国性 宪法之中国性首先呈现于其文本，也即文本形态和语言。

然而，优良治理秩序、具体地说，宪政秩序之建立和稳定，不是一个单纯的技术问题，更不是简单的宪政技术引进问题。因而，人们就会问，我们的政府中的哪个机构——如果特指具体一个机构的话——应当成为这些价值的宣示者和守护者([美]亚历山大·M.比克尔著，最小危险部门——政治法庭上的最高法院，姚中秋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6页)。另外一群人则坚持马上打天下、马上治天下的不断革命理念，两者激烈冲突。有人会说，保持古典性之宪法语言不便于人民群众阅读、理解。

法国、日本、德国之宪制，也都各有自己的国家性。今日诸多主张宪政的人士多提议，中国当实行联邦制。

古圣先贤具有确定的宪法理念，《尚书·皋陶谟》所记载者是舜、禹禅让之际，舜、禹、皋陶等圣贤基于尧舜之实践而订立宪法——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根本法(fundamental law)——之事，皋陶之天工，人其代之表明了政体架构具有客观性之理念;天叙有典，敕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礼，自我五礼有庸哉!同寅协恭，和衷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讨有罪，五刑五用哉!政事懋哉!懋哉!则阐述了法律规则之客观性原则，而这是法治之基础。中国各族人民共同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此后才是意识形态话语。

[8] 《论语·述而篇》：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宪制如果背离道统，则绝不能长久维系，如秦制。

此举获得城市知识分子等精英群体的全力协助。当然，道统向来不是空洞的，而有诸多具体呈现，如董仲舒所说大纲、人伦、道理、政治、教化、习俗、文义等等。知识分子中意之宪法价值，皆为外来照搬，只不过随着时代推移，照搬之对象有所变换而已。他之反对反满激进革命，当然不是维护满清皇权，而为避免中国道统受到严重冲击。

政治权力掀起一轮又一轮摧毁传统之社会、政治运动。如前文所说，1982年《宪法》在这方面有所改观，但仍以意识形态为主体。

举例而言，当设计乡村治理架构时，就不可无视宗族在乡村的广泛存在和影响。由意识形态所构成的宪法价值不是自然的，与中国之文明、与国民之生活不相干，甚至与文明、生活为敌。

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従之。当然，立宪之初，这样的架构设计就遭到很多批评。